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標題: 一位代課教師的人生答卷 [打印本頁]

作者: lorettataya0719    時間: 2010-8-3 05:37     標題: 一位代課教師的人生答卷

這是一位將要被清退的西部代課教師,他在貧困的山村任教22年,教出了30名大學生。他已貧病交加,但他把自己比喻為山樑上的樹,時日越久,根扎得越深。然而,清退意味著他將要被「連根拔起」,他不知道自己做錯了什麼。

  大雪封山後,至今仍拿著200元月薪的代課教師王建林習慣在結滿冰凌的窗前回首往昔。他的視線因眼疾而模糊,如同那搖曳不定的未來——今年,這名甘肅會寧縣的代課教師將和中國僅餘的31萬名代課教師一起,被最後清退出歷史舞台。

  對這個龐大而沉默的群體來說,這是繼4年前教育部發佈「清退令」後的又一個艱難時刻,他們部分已拿著數百元不等的補償金落寞轉身,剩下的則繼續等待命運的裁決。

  消息激起公眾的關注,人們通過QQ群等網絡組織形式,呼喚社會公正對待代課教師清退問題,各種以尋找和資助代課教師為主題的公益活動也相繼發起。

  雖然教育部隨後澄清「未明確清退時間表」,但1月22日該部門宣佈嚴禁聘用新的代課人員,多個省市相繼出台清退計劃,預示著清退將進入最後的倒計時。

  他和青春:理想,囑托,扎根

  寒假中的甘肅會寧縣漢家岔鄉常山小學空空蕩蕩。孩子們剛走幾天,失去教職的恐懼就困擾住了代課教師王建林。「我看新聞了,說要清退。」1月15日下午,坐在貼著漢語拼音識字卡的教室裡,47歲的王建林攤著雙手說,「我不喜歡『清退』這個詞,像趕一群叫花子似的。」現在,他所在的甘肅——中國代課教師擁有量最多的省份之一,將清退剩餘的2.1萬名代課教師,他們絕大部分在偏僻的農村。

  如果不是兩年前搬到這個新校舍,常山小學還只是兩間泥房加一個木製廁所的簡陋教學點,一根跳繩和一個皮球是全部的家當,下雨的時候泥漿水沒過腳踝。

  王建林在這裡當了22年代課教師,村裡兩代人都是他的學生。「最好的年華都耗在這裡了。」村中的同齡人說。

  王老師皮膚有點黑,面龐清瘦,嚴重的眼疾讓他甚至無法看清教案。「我是用心來教書的。」他說,「我這輩子最想做的,就是一直站在講台上。」1980年,王建林高考落榜,他響應號召赴大型國企蘭州石化當了一名搬運工。「我最想做的還是老師,只有崇高而全面的人才配走上講台,才配為人師表。」他一直這樣認為。

  1987年冬天,由於長期的貧困、缺乏營養和腿疾,在農村老家當代課教師的大哥突發急病。王建林從蘭州趕回時,已無法站立的大哥囑托他給30多個孩子代課。

  僅僅十多天後,大哥病情惡化,彌留之際他再次強調了遺言:「幫村裡教好這些孩子。」事實上,王建林若選擇從城市返回農村做代課教師,不僅意味著每月的工資要從90元變成40元,而且還可能遭遇與大哥同樣的命運。所以,當時他猶豫了。

  後來鄉幹部上門遊說,父親也說不能耽誤了孩子。思考了一個春節,王建林決定留下來:「我想父親是對的,這些孩子,如果沒有老師,將影響他們一生。」他穿上那套整潔的便裝登上用泥巴堆砌的講台,登記冊上至今仍寫著哥哥的名字。「我不是沒有機會回到城市,」22年後,王建林時常端著一杯罐罐茶陷入沉思,「但人有時候就像那山樑上的樹,一旦紮下根來,只會越扎越深。」

  他和孩子:每個孩子都是我的太陽

  王建林開始任職的20世紀80年代末,是中國代課教師群體增長最迅猛的時期。義務教育法的頒布讓適齡受教育者的數量激增,從而凸顯出師資力量的短缺,代課教師成為基層教育的救命稻草。他們大多原先是農民,後來被稱做「民辦教師」,又改為「代課教師」,最高峰時有58萬之眾。

  在相當長的時間裡,王建林都無法適應這種命運的弔詭——實現夢想,卻失去哥哥。幸而孩子們為他驅散愁雲。22年間,他一共教出400多名學生,其中30名成了大學生。王建林說:「我希望他們都能做個好人。」常山小學最初的校舍位於村子中央的低窪處,那裡也是雨水肆虐之地。昏暗的教室讓王建林幾乎臉貼在黑板上寫板書。下雨天則最讓人頭疼,他需要不斷變換桌椅的排列組合,以免孩子們坐在漏水的屋頂下。

  一位學生這樣回憶王老師:他時常挑著擔子,冒著大雪運回一些煤,教室暖和起來了,他卻又忙著給淘氣的男孩抹鼻涕。

  每年600元的教學經費除了用來買煤取暖,已難添一筆一紙,於是,王建林用廢木頭做了三角尺和計數器,又找了一個廢舊喇叭,在孩子們自由活動時放些兒歌、唐詩。

  1997年夏天,一場眼疾找上了王建林——眼睛像燈泡一樣腫起來,視線模糊、疼痛怕光。最後他只得蒙上紗布,靠記憶講課。一個鄉幹部得知後為他申請了300元醫療費。「心裡亮堂就行。」日漸失明的王建林笑著請記者放心,「每個孩子都是我的太陽。」王建林同時帶3個年級的20名學生,用的是複式教學法,即一個老師同時給不同年級的學生上不同的課。

  連夜大雪把常山小學裝點成一片白色。雖然是假期,但1月16日這天,王建林還是認真清掃了每個角落。「看不到孩子,我心裡總是沒著沒落的。」王建林的學生現在大部分已經走出大山,各有所成。不久前,一位已成為蘭州白領的學生感慨於母校的困頓,組織同事送來了一批體育用品,讓他甚感欣慰。

  王建林有著西北人倔強和尚義的古風,他鼓勵學生追求健全自由的人生,而非僅僅追求功利和實用。

  一名他昔日的學生跨入大學後想獻身慈善事業,王建林成了這個村子裡唯一的支持者。他認為,窮人也可以幫助窮人。2005年,一名記者無意間發現了這個時常瞇著眼睛的代課教師。記者的報道引來關注,王建林開始受邀參加一些社會公益活動。一次在蘭州他被安排住進酒店,走進豪華洗手間,他竟尿不出來,他說當時他一下子想起學校那間露天的簡易茅房。「孩子們還在受苦,我卻享福了」,他這樣想著竟獨自傷心起來。

  他和家庭:忠孝之間

  22年間,王建林的月薪從40元蝸牛爬行般增長到200元,但分享這點收入的不只他一家五口,還有大哥留下的兩個孩子。「作為一個男人,我很慚愧。」王建林常自責自己讓家人生活得太苦。他沒像別的代課教師那樣因生活的艱辛而兼職打工,一是眼睛不允許,二是多少覺得有辱斯文。他和妻子張英芳攬下了一單織地毯的活兒,地毯供某款豪華轎車乘客踏腳之用。

  密密匝匝的毛線讓他幾乎把眼睛貼到了梭子上,時間一長就流淚。

  《南方週末》曾在2005年和2008年報道西部代課教師,發現代課教師們是「村裡最窮的人」。有些邊遠地區,一些代課教師甚至數十年拿著40元月薪度日。

  桀驁不馴的王建林對此不以為意。在外打工的弟弟送給他一套西裝,他欣然接受。他喜歡穿戴整潔的感覺,把廉價皮鞋也一擦再擦。他說:「人可不能自己看低自己,我是村裡兩代人的老師。」王建林的家在山坳深處,門簾已被寒風撕破,牆壁上的圖案也斑駁難辨。面

  對家業凋零,農民王建林和教師王建林時常陷入對峙和矛盾。「對這個家,我虧欠太多。」王建林的父親逝世於1996年盛夏。此前老父親已常常抱怨腹部發脹,王建林以為只是胃病,直到放暑假才用三輪車把父親拉到縣醫院。醫生診斷為肝癌晚期,只剩下一個月的時間。

  從縣城回來,父親開始吐血。王建林陷入內疚和恐懼,瞞著父親偷偷做了口棺材。老人早已覺察自己時日無多,彌留之際他囑咐兒子三件事情:種好莊稼,照顧母親,辦好學校。王建林道歉說沒有盡孝,父親說把村裡的孩子教好就行。

  另一個同樣炎熱的夏天,突發肺心病的母親也在呼吸困難中痛苦離世。再後來,由於無暇照顧,女兒的癲癇日益嚴重,最終影響了智力,18歲還在上初一。

  王建林帶著妻兒離開空落落的家,住進學校。村民們回憶,開學的日子,每天傍晚,都會看到這個瘦削的男人帶著一群孩子穿梭在田野溝壑間,夕陽把他們映照成一支喧鬧而豪邁的隊伍。「沒有王老師,娃娃們將來還是泥腿子的命。」一位村民說。2007年8月,由愛心人

  士出資、村上出地的新常山小學落成。它坐落在村子北端的山頂上,由此真正成為一處地理和心理上的制高點。正式開課的那天,王建林和孩子們在平坦乾淨的操場上追逐奔跑,笑聲、歡呼聲交織著舊喇叭中的輕音樂,響徹山野。他和「他們」:倖存者,遇難者

  縱使在尊師重教的「狀元縣」會寧,代課教師也依然是一個沉重的話題。在這裡,政府每年將過半的財政支出投放於教育,培養出6萬多名大學生,升學率驚人,但和西部大部分地區無異,這裡的代課教師仍處在不被關注的角落。

  據會寧縣教育局統計,會寧自2007年以來已有158名代課教師離崗,剩餘的771名也將採取「個人自願,政府補償」的原則清退。然而補償標準官方卻不願透露。「主要是錢太少,不太好說。」當地一位教育官員說。

  這與該縣在2004年進行「代轉公」嘗試時的勃勃雄心大相逕庭。當年177名代課教師通過考試獲得轉正資格,但3年後,這個曾廣受讚譽的「會寧創舉」卻以流產告終。「我是倖存者,但站在無數個遇難者身上。」王建林說。1995年,他曾成功通過一次「代轉公」考試,但核對個人檔案時卻發現他一直頂替著大哥的名字,這成了王建林教壇生涯的一次迴光返照,此後由於學歷問題,他再也無緣轉正。「過

  去等『代轉公』,感覺像被判了無期徒刑,現在被清退,算是判死刑了,但我們做錯什麼了嗎?」王建林感到無助。清退政策出台後,一位鄉幹部曾徵詢過他的意見,問他是否願意主動請辭。王建林倔強地回絕,說不掙錢干也行,「就當我是一名教育志願者,我死而無憾」。

  1月17日,王建林穿上皮鞋,到10公里外的香林村探望代課教師王映斌。他們相識於兩年前一個複式教學研討會上,後來成為同病相憐的至交。

  王映斌的院子裡曬滿了玉米,但他絲毫沒有豐收的喜悅——他的妻子患了精神分裂症,整天呆坐於床上。為養活一家五口,王映斌下課後就到鄉上的工地做苦力,然後連夜批改作業。

  王建林對好友的境遇感到心痛。王映斌隨後說起幾個主動請辭的代課教師,他們成了農民工,工資卻是教書時的10倍。王映斌說實在沒轍了,那也是條出路。現場陷入了沉默。

  回到家,王建林表情沉重。窗外大雪漫天,王建林加炭取暖,陪記者坐至深夜,還說起2007年被邀去北京的往事。一個慈善組織邀請了包括王建林在內的數十名鄉村教師去首都培訓,以提高西部教師隊伍素質。在一次交流會上,一個以嘉賓身份出席的律師得知有代課教師在場,不留情面地問主辦方:「都要清退了,為什麼還要花錢培訓他們?」這是對王建林尊嚴的挑戰,他搶過話筒回敬:「你可以把教師分成三六九等,但孩子是平等的,他們都需要接受教育。」沮喪中的王建林隨著浩蕩的人潮來到天安門廣場。「當時我看著遠處的毛主席像,眼淚就流了下來。」他回憶。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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